第二次陌生的大规模外国语传入则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欧洲语言文字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语。这次的外语西来与那次“番语”截然不同，它是伴随着炮舰鸦片一起来的，因此国人一开始就对它充满恶感，称之为“蟹行文字”（英文等横排，如同螃蟹横行）。有文化的上层人士也由于文化的衰败腐朽，头脑冬烘，除了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无耻媚外以外，大多对于涉外的事情是持敌视态度的。同光年间，与外国互派使节。中国使节是代表皇帝出使外洋，一路也称“钦差”。途径州县都要按照钦差的规格迎送，各处州县官多鄙视。有的竟说：“此算什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要找十几个随员，竟无有应者（皆见佚名《外交小史》）。这些在今人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
到了咸丰年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进北京。洋鬼子登堂入室，此时语言交流自然成了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清官员中几乎没有会外语的，要找翻译也很难。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英国人占领的香港和已经开放通商口岸的城市如上海等地，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和贸易的需要，一些商人懂得了外语。最初清政府的官员用他们作通事，能够解决一些日常的交流，但很难与外国人做深入的交谈，因为这些懂外语的商人知识面有限，所懂的外语一般也是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如货物名称，价格多少之类，很难登大雅之堂。
为了了解“夷情”和外交的需要，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向朝廷上奏《请设上海学馆折》。提出了清政府应该建立培养外语人材的学馆，以便利与外国沟通。他说：“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夥。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翰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然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同治元年，公元 1862年），作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倭仁（当时的理学家）还上奏“正学自任，力言其不可”。他说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
御史张盛藻上奏也反对建学馆事。他说，天文算术之类的事情，应该由钦天监（掌管天文历算的衙门）去管，制造工作，应该由工部管（因为拟议筹办学馆除了学习西洋语言文字外，还要学西学，如数学物理之类），文儒近臣，不应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这种无知愚蠢的奏文竟然在北京官场中广为传诵，以为至论。可见当时北京的风气。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二十多年了，挨了那么多打，头脑也没有清醒过来。
有清一代，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误国。清朝历代皇帝最关注的还是如何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除了汉文化圈以外的世界是两眼一抹黑的，他们绝对不接受外界的新事物。从康熙起就失去了许多使国家富强的机会，失去了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机遇。鸦片战争以后，颟顸的清统治者又死抱住祖宗之法不放，不肯进步，连外语这个简单交际工具都不想去掌握，举国之大，有四亿人口，与外邦打交道却连一个合格的翻译都没有，简直是荒唐而又可耻。清政府在外交上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不可胜计。
